这种气势不仅源于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昂扬生命意识的展现。

除了感时伤事，诗中还深刻蕴含着杜甫晚年的壮阔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夔州相对安定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今天，笔者就带着大家走进杜甫的《登高》，看看这首诗有何不同之处，及其诗人的乐观主义源自哪里。

一、不一样的《登高》

杜甫于大历二年（767年）秋写下的《登高》不同于以往甚至以后的“登高诗”。

他没有直接展现自己一贯的“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的家国情怀，以及“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激烈壮怀。

而是通过对登临所见秋景的白描式书写，引出自身“百年多病”和“艰难苦恨”的生存状态，抒发了其晚年孤独无依、自怜身世、壮志难酬的沉重心情。

但杜甫始终贯彻着“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的人生理念，“致君尧舜”的思想亦未曾动摇。

那么何独在此诗中，杜甫一改忧国忧民的面貌，而变得顾影自怜了起来？况且还是在登上高台、置身寰宇之时。

其实，深入考察此诗，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杜甫对传统登高文学思想的继承以及其暮年仍壮心不已的广阔胸怀。

当杜甫独自登上高台，一目千里的辽阔不可能不唤起诗人壮阔的情思，昔日之理想伴随着此时的政治状况一时间涌上心头，但晚年识尽愁滋味的杜甫“欲说还休”，只能将满怀的情绪融入对秋景的描写之中。

那么，透过这些景色描写，我们可以窥探到，诗人的主观感受仍然活动在景物描写中，只不过表现得更为间接而隐蔽。

“无边落木萧萧下”，往日繁盛的景色在西风的催促下变得如此萧条肃杀。

落木即树之落叶，林庚先生以为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落木”之词为杜甫首创，为秋景平添了许多悲伤。而冠以“无边”二字，即诗人极目之处，皆是一片萧疏。

到此，诗人登高所见之凄凉愈加明晰。

杜甫是社会的先觉者，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他就敏锐地感觉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政治状况不妙。

而此时眼前这萧萧落叶的秋木，不正象征着到那“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世已渐趋凋零，眼前中兴局面的背后也潜藏着“渔阳突骑猎青丘，犬戎锁甲闻丹极。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的社会问题。

但杜甫没有为此而失去希望，他进而写“不尽长江滚滚来”，那滚滚不绝长江，似乎也预示着万物终有重新繁盛的一天。

杜甫知道自己很难再有重登庙堂、为国尽忠的机会，因而他说“致君尧舜付公等”，他将希望寄予“来者”，寄予那如滚滚长江之水的社会人才。

杜甫一生之中，种种困苦如万里悲秋一般常伴左右，而当他拖着病体在瑟瑟秋风中独自登上高台时，虽没有再发出“朱崖著毫发，碧海吹衣裳”的豪言壮语，但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力量，一种宣示着自己“落日心犹壮”（《江汉》）的昂扬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这首《登高》诗正是杜甫在继承了传统登高文学的基础之上，对社会政治密切关心的表达以及对自己暮年壮心不已的抒发。

二、《登高》的乐观主义来

无论是“壮心不已”的抒发还是昂扬的生命意识的体现，《登高》都表现出了杜甫作为一位儒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先是长安困顿，接着又经历“天下兵革满”的战乱，最后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余生，这样艰难的生活听起来已足以令“四座泪纵横”了，但杜甫却以顽强的生命意志斗争着。

写于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的《北征》可以看出，杜甫历数了安史之乱中民生凋敝、国家混乱的情景，但他却仍然坚信国家终有中兴的时候。

而距离去世仅剩一年的时间里，杜甫仍旧在江汉的漂泊中高呼着：“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那么杜甫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来自于何处？

首先，杜甫早年所经历的盛唐，是充满了“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的时代，而身处其中的杜甫，自然也洋溢着自信与激情。

天宝年间落魄京城，不得已而干谒求官，但其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却写得不卑不亢：“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而这样的自信和杜甫的狂一样，都是他性格中的重要因素，其表现也不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种源于盛唐大背景下的自信始终伴随着杜甫的一生，而这种自信也正是其乐观主义精神的重要展现。

杜甫晚年之诗，时常忆起早年“放荡齐赵间，裘马多清狂”的生活，但对这些盛世生活的回忆，是其黯淡岁月下依旧坚持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生活的颓丧自哀。

浦起龙评价《忆昔》为：述开元之民风国势，津津不容于口，全为后幅想望中兴样子，是十分中肯的。

其次，杜甫的乐观主义来自他所服膺的儒家思想。

有学者以为杜甫晚年从佛、道中寻求人生慰藉或是自我救赎，而从《登高》诗中确实可以看出杜甫晚年的心境渐趋超脱。

但如上文所言，这种超脱是以乐观主义精神为基调的超脱，是在肯定人生、肯定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对一生经历的自觉总结而形成的超脱，绝不是宗教式的建立在否定观的基础上以悲观主义的态度去看待人生。

以往对杜甫晚年心境的考察，虽是从“周流三教、出入无际”的唐代大环境下考察，以为是儒、道的思想对杜甫的影响，但杜甫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儒者，他自己也以儒者自居：“有儒愁饿死”“儒冠多误身”、“乾坤一腐儒”（《江汉》）。

由此可以看出，杜甫不可能脱离俗世的纷扰遁入空门，他心头有太多的牵挂，除了妻与子，显然还有国家和人民。

既然杜甫对待佛教是敬而远之的态度，那么佛教思想何以能够深入影响到杜甫的处世原则？

另外，虽然杜甫早年入王屋山访华盖君，与元逸人、孔巢父等崇道之人有所交往。

显然，杜甫虽与佛道人士交往，但他内心深处依旧将自己视为天下无道时的“木铎”，而方外之人终究“不可与同群”。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并为之颠沛造次，最终也未能如愿。

孟子终生未仕，流转于列国，却遭致他人指责，无奈叹息，但他们都没有丢弃最初的理想，而是为之“舍生取义”。将杜甫的经历与孔、孟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杜甫对孔、孟思想的直接继承。

杜甫秉承着致君尧舜的理想辗转长安，屡遭挫折，后逢世变，颠沛潦倒，但他没有选择消极避世，而是始终将家国放在心上，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他所念的仍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但杜甫不是儒学经典的注疏者，他只是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儒家精神。

他用自己的诗笔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剪影，并在其中注入了自己深切的生命关怀。

最后，杜甫在夔州的生活也为杜甫乐观的心境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

杜甫在夔州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而在此期间，杜甫的生活相对安定。

杜甫在夔州“暂寓白帝，继而复还瀼西，最后迁居东屯”。

陆游在《东屯高斋记》中做了更详细的说明，其中“白帝城之高斋”，也就是西阁，是杜甫初到夔州时，夔州都督柏茂琳暂借的住所，而瀼西和东屯则是杜甫置办的住所。

据杜甫《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可知杜甫在瀼西时有四十亩果园，园中景色是“桃蹊李径年虽故，栀子红椒艳复殊。锁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见来枯”。

而杜甫则在秋日累累的硕果中“清晨散马蹄”，可以想象，至少在此时，杜甫的心境是十分愉悦的。

除此之外，杜甫还种蔬菜，养家禽，《园》这一诗说明他的菜园面积不小，且能保障生活。

并且他还在《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中得意地夸耀自己：“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催文宗树鸡栅》是杜甫村居生活的剪影，通过记录栅养乌鸡的琐事，可以看出杜甫村居时安闲淳朴的生活状态。

由上述可知，杜甫这一时期有着较为安定的生活条件，在关注社会政治之外，他也开始积极关注个人的生存。

此前的杜甫，或汲汲奔走于功名，或潦倒深陷于敌穴，或困顿漂泊于山野，或栖遑寄居于篱下，而此时终于可以稍作休息，他也得以用饱经风霜的泪眼回看一生经历，并自觉地总结诗歌创作经验，因而虽只有短短两年，他却创作了四百多首优秀作品。

叶嘉莹先生评价说，这时期杜甫的七律诗，在正变两方面均有特大进展前者表现于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后者表现于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

显然这些成就与杜甫夔州富足生活下乐观的心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总结：

《登高》是杜甫伟大的作品之一，亦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交织的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透过行行诗句，我们似乎能够看见那位饱经沧桑、瘦骨嶙峋的老人满含着热泪凄然北望。

虽然是感时伤事的作品，但这首诗所带给我们的却不是晚唐诗歌中那种忧时嗟生、消极悲观的情绪，反而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壮阔气势。

这种气势一方面源自杜甫置身寰宇之时，潜藏在诗句之下的“壮心不已”，另一方面则是杜甫晚年基于乐观基调上的超脱心境和对时空迁逝的冷静接受。

也许杜甫的一生如他自己叹息的那般“到处潜悲辛”，但他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是积极乐观的，他的胸怀是广阔包容的，并且这种态度与胸怀已不自觉融入《登高》诗之中，这也是萧涤非先生所言此诗“悲壮”与“激动”之所在。